新型城镇化，难度不亚于当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启动的体制改革。中央应该成立像国家体改委那样的专职部门，协调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破解制约发展的诸多瓶颈和难题。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是一件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由国家发改委主持的国家中长期新型城镇化规划，迟迟不能出台。一会儿说快出来了，一会儿又说高层不满意，还要改。尽管自从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之后，各地都在研究，也有在编制本地新型城镇化规划。但对于长期习惯于听命于中央统一领导的地方政府，在没有明确指令和方向之前，更多地还是在等待。　　研究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实际运作情况，有许多现象十分奇怪，矛盾十分突出。第一，在中央政府层面谁说了算，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或国土资源部？我们做策划时经常会看到，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规划的区域发展空间不同，前者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发展规划，后者根据国家制定的《城乡规划法》;第二，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谁说了算?住建部还是当地政府?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城市总体规划需要住建部负责审批，由于城市数量太多，工作量太大，审批时间需要若干年，结果是批复之日又是修编之时;第三，在地方内部谁说了算?由于我国正处在高速城镇化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许多规划需要有所调整，审批工作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先斩后奏”的违规事件频繁发生。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人口这样多，速度这样快，情况这样复杂，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型城镇化的规划，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基层创新。　　我国拥有将近3000个县和3.4万个乡镇。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经济水平不同，仅靠中央编制的规划来指导，是绝对不可行的。解决这个问题，一要向下放权，像计划经济那样层层审批不可取;二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三要鼓励创新，绝不能千篇一律，搞“大而全、小而全”。　　2011年，我们做陕西安康恒口镇的发展规划，这是陕西大移民的重点示范镇。由于这里经济基础差，地质条件较差，山体稳定性脆弱，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把山区农民外迁到地势平坦的地方安置。我们策划时把培育自我“造血”机能作为重点，把移民与新城建设、移民与产业发展、移民与民生改善、移民与脱贫致富、移民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来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发展目标。　　新型城镇化的中长期规划完全由国家发改委主导，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新型城镇化非常复杂，涉及的问题包括农业、土地、户籍、规划、教育、产业、保障、制度等多个方面，几乎关系到所有的政府部门;新型城镇化过程还是一个移动靶，会遇到许许多多不可预测的问题，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和调整;新型城镇化必须上下互动，要同地方政府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也是不行的。总的来说，这次的新型城镇化，难度不亚于当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启动的体制改革。中央应该成立像国家体改委那样的专职部门，协调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破解制约发展的诸多瓶颈和难题。　　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其中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实际上起初并没有清晰的设计，但是在过程中由从下到上的边缘革命和由上到下的认同相结合起来，最终走出了一条大道。这个经验非常值得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