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他们进行座谈。当朱高峰院士提出要处理好城镇化和产业、就业的关系时，李克强接过话头说，兴城首先要兴业，有产业支撑才能有就业，特别是要发挥好服务业这一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9月8日《新京报》） 　　城镇化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有研究认为，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增加24.5元，按2010年价格是670元；在我国近10年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专家坦言，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时，消费率、投资率基本稳定在64%和35%左右。 　　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激发和调动了全国各地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安徽提出到2015年城镇化率超过50%，而2011年年底的城镇化率为44.8%；广西提出到2015年城镇化率力争达到50%，而2010年的城镇化率为40.6%；贵州提出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50%，而目前的城镇化率为35%；云南到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45%，而目前的城镇化率仅有36.8%。 　　借力城镇化提速，加快发展当地经济，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不得不提醒的是，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因为，没有产业支撑，财政收入无法保障，公共支出无钱开支，基础设施难以改善，农民就业更是难以吸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梯度推进理论告诉我们，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间存在着产业梯度和经济梯度，存在梯度地区技术经济势差，就存在着技术经济推移的动力，就会形成生产力的空间推移。经济的发展趋势是由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再向落后地区推进。在笔者看来，这一梯度推进理论对推进城镇化建设不无启迪。引申开来讲，推进城镇化建设要因地制宜，有条件就上，没有条件就不能上，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切忌齐头并进，一哄而上，违背客观条件的拔苗助长，必然是“好心办坏事”。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为，使城镇化正在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实上，要让农民进城生活，前提是解决农民在城镇就业创业，而就业创业离不开产业发展。由是而言，唯有建立“产业发展—增加收入—拉动消费”这一良性循环，就能够真正地吸引农民主动留在城镇、融入城镇。 　　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上没有“一刀切”，而是通过先试点、再推广的办法量力而行。2010年12月，浙江在经济实力较强的27个镇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加快实现其由特大镇向小城市转型发展。试点两年，27个试点镇总共新吸引48.3万人落户，城镇化率提高了5.8个百分点；镇里供职于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比重达88.9%，高出全省5个百分点；试点镇每万人新增个体工商户95户，是全省的2.5倍。 　　仅今年上半年，这些试点镇就实现了GDP1091亿元，其中7个镇超50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159亿元，其中5个镇超10亿元。更为可喜的是，这些试点镇在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缩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试点镇的农村居民现金人均收入为11782元，同比增长19.4%，比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快8.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缩小到1.72倍。更可喜的是，这些试点镇的发展势头赢得了社会资本青睐，目前已有绿城、万达、银泰等10多家上市公司抢滩试点镇，参与试点镇小城市建设的劲头十足。 　　这得益于一批改革新政在试点镇里推出：县里支持试点镇用地，安排一定数量的用地计划指标，单独切块，直接下达到试点镇；建立城镇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负责城镇综合性管理；在核定的编制内，试点镇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内设机构；试点镇的行政级别不提高，但其部分镇的党政一把手升级，书记进入所在县(市)委常委，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列席县(市)政府常务会议等。 　　显而易见，让一批经济实力较强的镇先试先行，利用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优势和发展成果，带动农业现代化，推动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显而易见，这种因地制宜、尊重规律的推进路径才是政府期待、百姓满意的新型城镇化，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