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门显学，也是一个强势文化。风水在香港、台湾这样传统中国文化从未间断的地区长盛不衰。以至于香港著名风水师、香港建筑师学会会员蒋文匡说，“全世界华人13亿8000万，其中4000万在台港澳和海外，这4000万华人都信风水，他们也是华人中最富的，现在中国内地富起来了，所以信风水的人也多起来了。”

　　在内地，风水的逐渐升温，已经超出了徐苹芳等人所言“人们可以把风水当作个人爱好”的热度。虽然建设部曾经否认要认可风水研究的资质，但是中国某些名牌大学早已开设了风水研究课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所谓“作为历史问题研究”。

　　风水长期作为一种学问和职业，它和最初的源流相比已经发生了多大的改变？“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晋人郭璞《葬书》中语是至今可见最早的“风水”词源。郭璞的“风水”理论根本，就是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最终目的。后世风水师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寻求能够藏风、得水、具有生气的吉地，用于安葬或是修建住宅，以便人们发展繁衍。

　　中国数千年的“风水”观念并非源自郭璞。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具尸骨的左右两旁赫然出现了用蚌壳砌筑的、图案极为清晰的“青龙”、“白虎”图形。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图形是古人对于天上星象在地上投影的理解，这与后世的“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概念隐隐相合。风水术大肆张扬的魏晋南北朝，管辂、郭璞这样的风水宗师开始逐步完善过去有关风水的理念，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唐末，风水大师杨筠松、卜则巍流落江西，其后世子弟逐渐形成了“形势宗”的风水派别。而“理气宗”开始时流传于福建，宋朝有位风水大师王伋推行其说，遂形成了另一大风水派别。

　　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能找到众多有关风水的书籍，许多还是外国人的著作。欧洲人对风水的接触从数百年前就已经开始。1850年，俄国东正教第13任驻北京传教士团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前往参观了位于北京昌平的明代帝王陵墓，这正是中国风水理论指导下建筑的巅峰之作之一。科瓦列夫斯基的记载中，当时十三陵几乎所有的皇陵都遭到了破坏，但这只是自然和盗墓者所为，而非前朝江山取代者所实施的暴力。恰恰相反，“满人的最后一次侵袭在征服汉人的同时，也被汉人的风俗和文明所征服。他们保留了前朝（明朝）的皇陵，还对其加以保护，实为明智之举。入口处的石碑就是见证。”

　　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仅居住了几个月，这位外国人很快就明白，这是清政府为笼络汉人所采取的政策之一。但他也承认，“明皇陵的宏伟深深震撼了落后的满人，以至于这些萨满教的信仰者们一入主中原，就开始依照汉墓的样式为自己建造陵寝。” 与注重生死的汉人不同，草原民族对于死亡和埋葬更多地采用回归自然的方式。这是他们很少留下众多遗迹的原因之一。来自森林草原的渔猎民族抛弃了萨满教，如同征服了中原的许多前辈一样，从鲜卑人到契丹人，从女真到满洲，游牧民族被中原文明所吸引同化，风水的观念自然也润物细无声。《元史》记载，蒙古贵族霸突鲁曾极力向忽必烈推荐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见。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很多时候，满族人甚至比他们学习的对象做得更好。17世纪初明清交替时期曾发生过三起大规模毁坏皇陵的事件：为了遏制后金的侵略，明王朝挖掘了他们认为是后金祖先的金朝皇陵；崇祯末年张献忠的部队毁坏了位于安徽凤阳的明朝皇陵；以及明王朝为报复而挖掘李自成祖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断绝对手的“龙脉”，破坏对手的“风水”。不过满清入关后却完整地保存了宏伟肃穆的明十三陵，以及大明王朝建立的壮丽的紫禁城。在中国礼制和风水文化的指导下建立的、规格和境界最高的皇家宫殿和陵寝，终于得以保留至今。此后他们几乎是按照完全相同的理论和形式，建造了东陵和西陵。

　　无论从大格局还是小环境，北京和十三陵地区历来被公认是“风水极佳”的“龙兴之地”。北宋时代的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就曾说：“骥都正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骥都。”朱熹所言的“骥都”当然不会是位于嵩山之南的北宋都城汴梁，而是暗指当时作为金国首都的北京。作为辽、金、元三朝的都城，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沙漠，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形势宗”所持的风水角度，都是封建时代中国建都的上佳之地。但在按照南京紫禁城的形制修建北京城和紫禁城之前，朱棣首先选择建设的，却是未来明朝皇室的陵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