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5日—16日在京举行，这次会议首次将“推进城镇化”单独列为年度经济工作主要任务之一，其意义正如会议公报所指出，即，城镇化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上述论断切中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城镇化蕴涵巨大的改革红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于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基本保持齐头并进的发展轨迹，中国的工业化被形象地称为“压缩式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规模第一的位置，而城镇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另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发展轨迹是，随着本国生产技术水平提高，新的消费市场扩张必须通过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增加中低阶层收入水平、提高国民总体购买力与消费倾向、促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才能实现。但问题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向高收益产业部门，并且不断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中国提振消费的种种举措往往总是事倍功半。

    空间巨大且时不我待，中国推进城镇化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当无疑义，我们该以何种方式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呢？是以大城市为重点还是以小城镇为重点？前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应以大城市扩容为重点，因为大城市具有较为显著的集聚效应，可以带来更高的规模效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大的科技进步，以及更大的扩散范围；后者则认为，以发展小城镇为重点一则可以使大量农民较快非农化，二则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地连接在一起，三则还可以缓解大城市人口膨胀的负面效应。

    路径不明导致中国的城镇化在市场自发驱动下同时出现了“失灵”。大城市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不可避免地吸引各类资源进一步集中，由此造成本就偏向于本地户籍居民的政策取向更难改变。但我们也看到，农村地区的资源流失以及小城镇发展不力，造成农民在就业选择上更加偏向于向大城市流动，而户籍选择上因为农村户口附着的利益（主要是土地权益和生育指标），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相互强化的“失灵”使得城乡“旧二元结构”延展形成了“新二元结构”，也就是说，由于农民人身市民化滞后于身份非农化，大量外来农民工不能与城市户籍居民享有同样的公共服务。这种明显既不公平也不经济的状况表明，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以及“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才是实现城乡融合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