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人审美情趣对家具的影响作用

　　明代众多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等等文化人，著有大量有关家具的论著，如：曹明仲著有《格古要论》，文震亨著有《长物志》，高濂著有《遵生八笺》，屠隆著有《考盘余事》和《游具雅编》，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王昕、王思义著有《三才图绘》，戈汕著有《蝶几图》等等。以上这些有关家具的论著，不是着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他们与《鲁斑经》的立足点迥然不同。而是着眼于探讨家具的风格与审美。强调“雅”，宣扬和提倡家具的“古雅风”。具体讲，就是“古朴”和“精丽”两个主要标准。

　　“古朴”就是崇尚远古先人的质朴之风，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朴素无华美。如《长物志》论及方桌时说：“须取极方大古朴，列坐可十数人，以供展玩书画。”在论及榻时又说：“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

　　在家具用材方面，提倡木材纹理的自然美者也屡见不鲜。如《格古要论》说：“紫檀，性坚，有蟹爪纹……。”“花梨木……亦有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者……..。”《博物要览》中有“香楠木，微紫而清香纹美，金丝者出山峒中，木纹有金丝，向明视之的烁可爱，楠木之至美者，向阳或结成人物山水之纹。”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家具的审美要求是“古朴”、“古雅”、“奇古”、“古制”等等，这是文人追求古人典雅风范的典型表现。这一审美观点，从明式家具珍品中亦可得到一一印证。我们看现存的明式家具珍品，不论是桌案椅凳，还是箱橱床榻，都突出地表现为造型简练，不为装饰而装饰，充分显示出木材本身自然美的质朴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是与文人提倡“古朴”、“古雅”的审美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明式家具的简练质朴风格是浸润着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的。

　　“精丽”就是家具作工的精良和体态的秀丽，这一点在明代文人论著中也处处可见。《长物志》说：“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床，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又次则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可用……还有以柏木琢细如竹者，甚精，宜闺阁及小斋中。”“宫中有绣墩，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者，亦精雅可用。”这些“精丽”与“精雅”的要求，我们从明式家具挺拔的细条与秀丽的体态，以及她那无一显露斧斤之拙的严密卯榫结构中，都能明显看到。这“精丽”之中，包含了明代家具工匠的精湛技艺与文人审美情趣的紧密结合。当我们细细体味那一件件文人与工匠浑成的珍品时，明显嗅到那阵阵潇洒清秀的书卷气。文人的审美情趣作用于明式家具是不乏其例的。

　　二、文人的所好所用对家具的影响作用

　　大批的文人论著告诉我们，文人的所好与所用，推动着家具的品种与形制等方面的发展。这些文人出于他们的特殊爱好和特殊的功能要求，设计与倡导了众多的新巧家具，丰富了家具的品种和形制。如：

　　“以置尊彝之属”的台几。（《长物志》）

　　“书室中香几”。（《遵生八笺》）

　　“置熏炉、香合、书卷”的靠几。（《遵生八笺》）

　　“如画上者”、“入清斋”的藤墩。（《遵生八笺》）

　　“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的叠桌。（《游具雅编》）

　　在论及橱时，《长物志》说：“藏书橱须可容万卷，愈阔愈古。”“小橱……以置古铜玉小器为宜。”对于床榻的使用要求更是不同一般了，《长物志》说到几榻“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衔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何施不可”。《遵生八笺》里用藤竹所编的“欹床”，强调不要用太重的板材，要适于童子抬，床上置靠背，“如醉卧偃仰观书并花下卧赏”。这是何等的消闲安逸，一副十足的雅士气派。《考盘余事》里用木材和湘竹两种材质制作的榻，“置于高斋，可作午睡，梦寐中如在潇湘洞庭之野”。《遵生八笺》中的“二宜床”就更不一般了，不仅设计精巧冬夏两用，而且“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这又是何等悠然自得。更有抚琴高手设计了符合共鸣音响原理的琴台与琴桌。《长物志》说：“以河南郑州所造古郭公砖，上有方胜及象眼花者，以作琴台，取其中空发响……坐用胡床，两手更便运动……。”《格古要论》的“琴桌，桌面用郭公砖最佳……尝见郭公转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纹…….此砖架琴抚之，有清声泠泠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