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城镇化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问题，因势利导和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如何保证城镇化速度和质量并重，将是经济转型期政府工作的关键环节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应以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城镇化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问题，因势利导和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如何保证城镇化速度和质量并重，将是经济转型期政府工作的关键环节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未来推进城镇化一个较为务实的战略选择是，在大力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的同时，加快户籍、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制度的变革，保证其在城镇定居所需的基本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稳步提升。这就涉及到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农民工就业权利的实现，主要涉及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所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即应为劳动者提供能过上正常、有尊严生活的工资；二是农民工定居权利的实现，主要涉及政府职能转变和相关的体制变革，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在城镇定居所需的公共服务，从而在包容性增长框架下提高城镇化内涵和质量。

我们提出“就业和定居二分法”的崭新思路。第一步实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借助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内资民营企业等市场力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迅速完成“半城镇化”；第二步则在相关体制变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定居提供足够的医疗卫生、子女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最终实现惠及全民、具有较高质量和内涵的“完全城镇化”。这为经济转型期我国快速推进城镇化和提高城镇化质量提供了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战略政策选择。

第一，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作用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这是现阶段快速推进城镇化的首要条件。首先，中西部地区农村积压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亟须转移，应以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和主体功能定位为依托，主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外资产业转移，从而使西部地区成为继续维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点区域。其次，积极落实关于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扶持政策，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就业政策体系。这主要包括：加快建立包括市、县、乡（镇）三级农民工人力资源市场并构建用工供需信息网络系统，发挥市场机制对劳动力供需调节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健全农民工职业培训制度并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创新就业援助制度并形成长效帮扶机制，从制度上引导和保障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

第二，对农民工社会政策体系进行系统改革和创新，这是吸引其向城镇迁移定居的必要条件。目前，城镇社会政策变革的实质并非为了促进农民工完全融入城镇，而仅仅是为了解决其在城镇遇到的一些困难，社会政策的变革呈现不系统、不彻底和不配套等“碎片化”特征。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做到以下两方面。首先，建立长效财政支持机制，强化地方政府为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提供所需公共服务的能力。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和保障改善民生为最终目的，建立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公共服务体制，探索将部分公共服务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和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的新模式。其次，推动相关配套体制改革。一方面，应调整对地市政府官员晋升的考核机制，将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纳入考核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并在城镇建立为社区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综合性平台，从而将居住证制度的正向激励作用落到实处。

第三，增强城镇的包容性，以推动农民工尽快融入城镇。这是提高我国城镇化建设内涵和质量的基本要求。首先，完善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子女教育等制度体系，逐步扩大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的项目和范围，最终消除制约农民工融入城镇的体制性障碍。其次，以城镇社区为主要载体，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融洽的邻里关系，提高城镇对农民工的接纳度。这主要包括：加快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生活条件，以及建立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等。同时，充分重视农民工社区工作服务站在城镇居民和农民工之间交流互动的桥梁作用，通过鼓励农民工参加社区事务协商，增强农民工对城镇的心理认同感。最后，维护和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实行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并健全劳资纠纷调解机制，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向农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计生管理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