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城镇化的第一要义到底是什么？是扩大内需，刺激投资，还是拉动增长？事实上，本质来讲，城镇化的作用根本不在于需求端。中国城镇化战略应该变以需求端为导向，从供给端着眼，通过城镇化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城市分工带来要素集聚效率的提高。 　　回顾中国城镇化历程，支撑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是工业化，但工业化之所以能如此迅猛推进，一是靠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二是靠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但这两大因素在未来都会发生较大变化，城镇化战略到底还要靠什么动力实现持续发展,将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战略性议题。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相比，我国仍存在着许多城镇化的困扰与发展困境：首先，经济发展模式粗放，产业结构效益和城镇化效率呈现“双低效”特征。产业发展方式粗放主要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低效率等方面。城镇化模式也同样存在粗放问题，集中表现为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圈地”、“造城”等现象相当普遍。 　　其次，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不尽合理，产业集聚和产业带动能力总体不强。一方面，我国工业重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快速推进的重型工业化将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第三产业和城镇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资源要素过于集中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城市建设过于注重规模扩张，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并未相应提高，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 　　最后，由政府主导、行政化推动，忽视产业基础对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支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城市化主要由经济发展推动，城市体系的发展受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中国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这也是我国城镇化与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区别。 　　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二元”发展型城镇化，而这两者必然依托于产业作为支撑，这意味着城镇化作用根本作用不在于扩大内需，而是通过城镇化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城市分工协作带来要素集聚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要着力打造城市群和城市带，这种城镇化的空间组织形态由现代化的交通连接，在不降低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的同时，又能够防止单个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城市病”;相对集中的布局，还可避免分散型城镇化带来的土地浪费，确保粮食安全,保护土地和生态环境;中心城市以外的城市和小城镇，作为产业支持中心或配套服务中心，提高区域内产业集聚能力。 　　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错位发展。从区域特征看，东部沿海区域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资源供给已现紧张局面，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显著提高。因此，东部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应当侧重于健全已有大城市的功能，大力发展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规模，完善卫星城市的配套服务功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努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推进产业结构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则应当注重优先发展中心大城市，利用自身成本优势，努力培育制造业竞争力，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通过创造全球产业分工新机遇，提高中西部和内陆地区城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