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完整建筑彩画留存至今的几乎没有,但是随着考古发现的越来越多,通过大量墓葬中的影作木构彩画、敦煌壁画绢画、出土建筑模型、传世绘画、部分唐末至北宋的彩画实例以及文献记载,我们还是能够大致推知唐代建筑彩画的面貌。若要简单归纳其发展,便是大红——大红大绿——花花绿绿。
青绿 以上彩画皆以暖色调为主,但唐代还存在一种斗拱以青绿冷色调为主的青绿彩画。陕西中堡村唐墓出土建筑明器,门、柱、栱间壁刷朱,但重楣、柱头枋刷蓝,斗拱则青绿退晕,白色缘道,虽不常见,仅但这种青绿退晕的做法,却是后世最重要的青绿彩画之滥觞。
花花绿绿的五彩彩画 盛唐之后,建筑彩画愈加丰富,在重要建筑上形成五彩缤纷的彩画装饰,在红绿彩画的基础上,阑额梁柱逐渐增添了更多的装饰,柱头、柱身、阑额、柱头枋或有束莲彩画(此做法南北朝即已经出现,但到盛唐以后又重新大为流行),或模仿团花锦绣绘束带,彩画的样式也越来越多。斗拱部分也逐渐发展出更细致的彩画,并添加白色棱道,开启了北宋诸多彩画样式的先河。 盛唐出土的一些石椁上,即可见到柱身、阑额刻有各种卷草花卉,如开元八年薛儆墓、开元十二年西安秦守一墓出土石椁柱纹,但是否现实建筑体现有待商榷。河北故称晚唐砖中的砖雕影作木构,便明确地绘出了束莲、团花彩画。盛唐以后敦煌壁画中的建筑,也是越发五彩缤纷。另外在栱前,还绘有凸字形或工字形燕尾装饰,这在佛光寺南禅寺以及敦煌窟檐均可见到,并且进入北宋营造法式制度中。 五代彩画,显然已经有了更大更自由的发展,从五代各陵墓中的影作砖雕木构彩画上便可见一斑,各种团花卷草层出不穷,布局随意,并且继续保留朱白、红绿等做法。如南唐二陵、吴越国康陵彩绘、陕西后周冯晖墓。 而敦煌的几座晚唐至北宋初的木构窟檐,可以算是唐代建筑彩画的一个华丽而完备的尾声,即保留了阑额七朱八白、柱楣枋栱身刷朱、斗刷绿、端头刷白、燕尾等做法,还增添了各种束莲、团花、忍冬卷草彩画以及缘道,还在白壁上做佛像、天王、飞天壁画,几乎是唐代彩画集大成者。 自燕云十六州割让契丹,与中原交流相对减弱,辽国反而保存了更多的唐代样式,不论器物、服饰、建筑,均比同期北宋中原滞后存古。辽前中期大量墓葬影作几乎都绘出了唐式朱白彩绘,甚至还保留了朱色栱身、绿斗、七朱八白的唐前中期做法,以及柱身束莲,阑额团花等中晚唐做法,如赤峰宝山辽墓、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大同许从赟夫妇墓等。 晚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日本僧人圆仁曾至五台山求法,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写下了他眼见的辉煌诸寺:五台山金阁寺“壁檐椽柱,无处不画”,普贤堂“内外庄严,彩画镂刻,不可蛤言”,在依然沿用唐前期简单红绿彩画的平安时代的这位日本人眼里,晚唐彩画应当是十分眼花缭乱和令人惊叹的。 而日本到了安土桃山至江户初期,却又借鉴明清彩画,在传统和样红绿彩画的基础上,斗拱、额枋、蜀柱、驼峰、柱头等部分加绘彩画,发展出一种以日光东照宫为首的豪华璀璨装饰风格,大量用在神社建筑上,如和歌山东照宫,滋贺日吉神社,比唐末的装饰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代彩画发展至北宋,再经过规范,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彩画类型,最简单的朱白彩绘依然保留为“丹粉刷饰”,而最高级的“五彩遍装”,已经是繁复到了无以复加,以至于因为过于费工而逐渐退出流行。其中的“青绿叠晕装”则在明清官式中得到极为广泛的发展和运用,青绿冷色调成为后世彩画的最主要类型。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收藏的五台山南禅寺大殿模型的彩绘复原:门柱额袱枋椽大体刷朱,柱头柱腰束莲,栌斗散斗青绿间隔,栱身红地忍冬卷草,拱底刷朱色工字型燕尾,阑额、柱头枋采用各式彩色团花。 南禅寺当年的彩绘原貌不一定如此,但是这个方案还是大致呈现了晚唐普通殿宇所应有的流行华丽装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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