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设计史论家、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王受之讲述了中国地标性建筑的发展和症结。　　说到地标性建筑，你能想到什么？天安门、“鸟巢”、广州塔、国际金融中心……究竟何为地标？中国的地标性建筑经历了哪几波风潮？地标建筑应如何传承城市的文脉？　　芳村“大铜钱”是广州脸上的一道疤　　“建筑在国外，在中国只有房子。”一开始，王受之就套用美国后现代主义设计大师查尔斯·詹克斯的话，来形容中国的地标性建筑。　　在他看来，中国的地标建筑多以配置豪华和体型巨大而闻名，但却往往因浪费资源和破坏天际线而引起民间的愤怒，如今已到了非讲不可的地步了。　　“随着国家权力的膨胀，就需要修建地标建筑，财富积累得多了，就非要修一栋房子烧一下。”王受之说，“古代的地标性建筑基本与宗教有关，而如今却大多依靠政治权力和财富权力。广州在芳村搞了一个‘大铜钱’，那个‘大铜钱’我看了之后特别痛苦，黄颜色的，非常恐怖，那就是广州脸上的一道疤。”　　“中国修建地标性建筑的第一波是在民国时期”，王受之说：“彼时，在公共建筑的设计上，极力倡导中国固有之形式，即以民族形式加上现代化结构，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和市政府等都是那一时期的杰作。从观音山、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走下来，一直到海珠桥、海珠广场，在这条城市中轴线上，做了不少地标性建筑，民国时期的广州城市布局是最漂亮的。”　　在他看来，民国年间的中国大城市最有民族像，“广州就是广州，上海就是上海，风格不一样，不像现在，到处都一个样，有了雾霾大家都看不见。”　　地标建筑不应破坏城市文脉　　“地标性建筑应该以不破坏城市的文脉为前提，这个城市是它的一个母体，母体里面长出新的东西，应该放在新的地方。”王受之认为，不能把一座建筑与其所在的城市隔断，建筑不是展品，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我们恰恰就做了很多与这个城市没有关系的建筑，反而把与城市有关系的东西都给拆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王受之回忆，曾经的人民南路到西堤一线，是广州的繁华之路，小时候常到新亚酒店吃西餐，足足可以与香港的湾仔相比，“后来来了一任市长，要搞一个高架桥，人民南路就完了。”城市建设与政绩挂钩，是中国地标建筑井喷的原因之一。　　“中山纪念堂、光孝寺、上下九，一想到这些，就知道这里是广州，但你再想想另外一个广州，太古汇和珠江新城，珠江新城是一个什么城？路很大，晚上没人走，吃东西的地方还特难找。”　　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石油国家大肆搞地标建筑的土豪风很快就刮到了中国，这股风对于城市文脉的切割太严重了，政府依靠行政权力，用纳税人的钱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建筑。这些建筑和老广州的联系缺少一点东西，“缺的这点就是依靠城市的慢慢发展所积累起来的文脉。”　　保育老建筑应靠严格立法　　对于近期广州城中热议的骑楼保护问题，王受之建议，应该依靠严格的政府立法，而不是单靠行政的手段，有很多建筑够不上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的保护，但它本身有价值，这时候就应依靠立法来明确。在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除了需要建筑方面的专家，研究文史的学者也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