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川

    在外需乏力，内需增长缓慢且需要漫长过程来释放，基本建设出现局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城镇化可以作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红利，释放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为我国经济中途加油。

    城镇化作为工业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存在着客观必然性。但是作为调控经济增长的手段，有些前提条件必须厘清。

    产业发展的需要是城镇化的内因和前提

    首先，城镇化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追求适度经济规模，为产业发展搭建平台和必要的资源聚集。在这里，产业发展的需要是城镇化的内因和前提，而不能相反。只有产业发展需要，才能有人口聚集的需要，否则就容易出现无产业支撑和需要的“空城”，或者出现大量城市贫民。当然这里所指的“产业”包含了第二、三产业和其他新型业态的产业门类。至于人口聚集起来以后是否自发派生出产业基础，则难以定论。笔者对我省某些专业镇的调研反映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由于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城市基本功能不完善，导致引进人才难，现有人才流失严重，致使产业提升遇到人才“瓶颈”。因此，这类有产业基础支撑而城市规模偏小、城市功能不完善的专业镇，是城镇化战略中应该首先引起注意和优先考虑的区域。有必要破除行政级别的限制，为这些专业镇的发育成长提供无限的空间。

    很显然，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空城”现象，就是由于城市的扩张远远超越了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难以提供新增人口的吸纳岗位，难以解决人口进城后干什么的问题。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续，甚至难以维持。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就为我们实现城镇化，选择城镇区位，提供了科学的思路。遵循产业发展需要，考虑历史和自然因素，科学合理规划城镇布局，是城镇化启动之前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国的国情不适合发展特大型城市

    回顾我国城镇化发展历史，有几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是关于城镇适度人口规模的确定。城市适度人口规模的研究，理论界本来就研究不够充分，争议较大。在新一轮城镇化中，城镇适度人口规模在科学研究结论还未出来之前，决策部门不应提前发布诱导性的意见，以确保科学精神之贯彻。另外，必须根据中国现有国情、省情制订城镇化战略，严防照搬外国模式。一段时期以来，关于在我国发展特大型城市的呼声占据上风，但现在的事实表明，我国的国情不适合发展特大型城市，最多只能适度发展。在我国现有的管理水平、技术条件和人民的道德素养水平下，这种观点仅仅考虑了追求规模经济问题而忽略了规模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这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仅仅是治理特大型城市的雾霾问题，就要耗时数十年，其耗费起码可新建若干中小城镇了。

    我省的城镇化发展，必须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相结合

    其次，我省的城镇化发展，必须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相结合。不平衡发展问题，是我国目前最突出的现实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平衡构成了我国的不平衡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从统计数据来看，我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基本实现城镇化，所面临的城镇化任务主要就是优化和提升的问题。而我省其余地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粤西地区尤为突出。这和这些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基础是相匹配的。考虑到我省地理特征为沿海岸线东西走向较长，南北相距较窄的狭长地理结构。北部山区生态脆弱，交通不便，承担了重要的生态保护功能，因此我省的城镇化布局有可能沿海岸线展开。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发育的基础上，促进东西两翼城镇化发展应该是我省城镇化发展的重点。

    形成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基本功能齐全、有支撑力和承载力的城市群落

    再次，在新阶段的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新成果、新技术和新模式，适度追求高起点。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中力戒走老路，力戒摊大饼和人口的简单聚集。形成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基本功能齐全、有支撑力和承载力的城市群落。

    最后，城镇化的目的是为经济更快更好地增长，在新一轮城镇化发展中，孕育着无限商机，我们有理由期待着诞生许多新型的产业门类。在城镇化进程中发展产业、提升产业，是城镇化战略不败的根基。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