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阿根廷“京兆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马克里比较烦：十几个城市贫民窟代表，在首都地标建筑方尖碑下搭起了棚户，要求政府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否则，就把共和国广场变成“方尖碑棚户区”。 　　棚户区居民让首都市长难堪，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今年2月，南部卢加诺贫民区爆发警民冲突，民怨的根源在于原本政府2005年同意对该贫民区进行城市化改造，最终却因资金问题迟迟未兑现。 　　马克里的烦恼，短期内恐怕难以解决。因为他面临的种种难题，并非毫无来由地突然出现的。实际上，荆棘的种子在拉美国家近几十年城市化“大跃进”的过程中就早已埋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冰解套自然也非一日之功。 　　过去几十年来，拉美城市化走的是狂飙突进式的道路。联合国人居署数据显示，拉美用50年时间把城市化率从不足40%提升至约80%，已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拉美“大跃进”式的城市化不仅削弱了城市的集聚正效应，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更引发了一系列如贫民窟、就业和治安等城市病。 　　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作“永远没有边界”的城市。过去50年中，其人口从200多万猛增至400万，加上周边24个卫星城总人口达1383万，占全国人口近35%。新增外来人口，多来自农村和周边国家移民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棚户区的主要居住者。一个首都的人口超过一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城市治理怎能不问题百出？ 　　拉美城市化超速发展的另一不良后果，是农村以及农业的衰败。一方面，重工轻农政策导致农村人口进城；另一方面，过度集中的土地产权和农业集约化生产让小规模农业无法生存。而正常的城市化进程，通常是在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发的人口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那样并不会导致农业萧条。 　　农村和农业的凋敝，反过来也加剧了城市化中的贫困现象。比如，过去以农业立国的阿根廷，曾是世界的“粮仓和肉库”，上世纪50年代强力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业生产受到忽视，以致今日政府需通过征收出口税限制出口以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也因增长过快导致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城市边缘群体贫困现象日益加剧。 　　拉美超速城市化进程还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即随着超大城市不断膨胀过去一些对中央城市人口压力起到缓冲作用的城镇，因地区发展不平衡逐渐破败凋敝，最终导致城市化变成了城市规模的恶性膨胀。 　　笔者注意到，在阿根廷因为产业过度集中铁路系统的效益正逐渐降低以致最终荒废失去了经济血管的链接。很多中小城镇经济生活难以为继居民被迫迁入布宜诺斯艾利斯自谋生路。 　　所幸的是，拉美国家已经意识到这种城市过度集聚的问题，并通过限制大城市发展和扶持二线城镇进行“城市化分流”。例如，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把首都由沿海迁往内地，先后在亚马孙地区建立“马瑙斯自由贸易区”等三个开发区，阿根廷则从90年代起陆续兴建9个自贸区带动不同区域经济提升二线城市吸纳城市人口的能力等。 　　不可否认，拉美城市化对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但正如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所说，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功能是城市快速扩张的通病，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提升城市人整体福祉才是正途。真正的城市，永远都不是由土木砖石所构成人本身的城市化才是真正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