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工业化指数（即工业化率）是47％，城市化率约为52％。乍一看，这两个数字吻合得很好。但事实是，全球平均工业化指数大概是26％，发达国家更低，甚至在20％以内，而他们的城镇化率多在70％以上。统计数据代表了空间布局的未来趋势，这个趋势是，我们一定会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城镇化滞后，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体制不允许人们自由地凑到一起去，妨碍了城镇化这个潜在趋势的出现。现在，这一趋势挡不住了。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30多年的流动，社会被激活了。现在每逢过年，22亿人次在路上，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没听说过的。再过30年，中国人还这样“兵荒马乱”似地跑来跑去吗？他总得落脚在什么地方。

    城镇化首先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物理外观的城镇。如果没有相应关系的调整，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城镇化。城镇化要允许人的流动迁徙，允许企业把总部放这里，也可以放在那里。这个自由越大，城镇化就越能健康地发展。

    过去，在工业化阶段，中国走得比较急。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一看发达国家有，我们就开始布局。在上海，纺织厂从一棉到二十一棉，很快“一”字排开，看起来很对，但时间一长，糟了，因为有些地方搞纺织，会比上海好得多。这样，纺织厂就变成了包袱。过去搞了很多类似的国家定点工厂，后来都不了了之。

    工业化的教训至少有一点要吸取：政府是铿锵有力的，政府也有很大的信心优势，有高质量的官员和专家系统为其服务，可以把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包括正路、弯路都看明白。但是，政府来主导这个过程时，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可预见的，一旦出现错误，会造成很大浪费。

    事实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种浪费已经开始显现。

    过去20年间，进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大概占到了总流动人口的45％，很多大城市不堪重负，即便户口不开放，人还来啊。与此同时，很多县城和新兴开发区拥有很宽的车道，各式各样的地标性建筑，但是没有人气。

    讨论城镇化一定要知道一点：城镇化是有客观规律的，它不以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人往哪儿流动是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要有一点敬畏之心。

    我们的行政系统是比较硬的，处长上面是副局长，副局长上面是局长，城市也是有级别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首先得学习。因为人口往哪儿流动，公司往哪儿搬，项目往哪儿摆，他们到底聚到哪里，这是很大的一门学问。

    （本文系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白朝阳对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的采访稿，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