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德关于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的联合新闻公报发表，其中谈到要落实中德城镇化的伙伴关系，开展中德低碳生态城市的示范合作。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德国经历巨大的城镇化浪潮。那么，100多年来，德国城镇化和再城市化历程中累积的经验或教训，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何借鉴和启示意义？《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齐茂。

    《中国企业报》：发达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的核心部分是什么？

    叶齐茂：我认为，德国的城镇化和在这个过程中的乡村建设是理解发达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的核心部分。这倒不是因为它的模式领导着世界城镇化和乡村建设，而是因为它的城镇规划传统、它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模式，特别是它在乡村城镇化过程中采取的一些做法，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其它较小的国家，如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挪威等使用德语的国家，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

    《中国企业报》：德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较快、城镇化率较高的国家之一，结合中国国情，您认为有哪些城镇化建设经验可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参考？

    叶齐茂：德国城镇化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包括如何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群，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交通体系以及低碳和循环的生态文明。在德国，谈论一座城镇的发展似乎是没有基础的，所有的城镇都是处在一个发展的城市群中，又各自在生产力布局上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如就业和服务；在德国，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首选方案是减少私人车辆的出行，增加私人车辆出行的相对限制，提高全民节能减排意识，而不再依靠修建更多更宽的道路；推进乡村城镇化主要以追求提高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水平为目标，而非把人口高度集中到已有的城镇中；解决城市水资源及其管理问题时，涉及的地域范围可能远远超出一座城镇本身，而在流域或水域的尺度上寻找统筹兼顾的解决方案。所以，在进行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时，要真正领会“发达国家某条经验”中值得汲取的精髓，需要解放思想和创新意识。

    《中国企业报》：如何去有效地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实践，从目前来说还存在很多盲点、误区、争议，乃至非议。那么，您认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能否举例说明？德国是否碰到过？他们是如何解决的？

    叶齐茂：我国的城镇化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城镇、郊区和乡村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时，关系到城乡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城镇的生存发展，但是城镇郊区乡村的人力物力难以单独胜任；其次，城镇、郊区和乡村采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但是在保护基本农田和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方面所面临的城镇开发市场压力巨大；再次，在城镇、郊区和乡村发展特色农业和特色农产品（6。85，0。00，0。00％）加工业，拓宽郊区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相对容易，但是要在郊区乡村实现中等收入家庭占多数，尚需郊区乡村就业结构和乡村居民点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最后，在城镇郊区乡村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十分关键，但是单纯依靠经济补偿和行政干预的方式难以解决郊区城乡利益冲突。

    德国城镇化过程中当然也有教训需要我们批判看待，如传统的现代工业如何让鲁尔工业区付出沉重环境代价，传统的采掘业如何摧毁了莱比锡盆地的生态系统，博登湖沿岸快速的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导致博登湖水不能饮用。

    以德国乡村更新规划为例，城镇化过程中，德国乡村更新规划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参与式规划方式，因此，越来越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人参与到村庄更新规划中来，成为决策者。按照他们的经验，只有各类利益集团的参与，才能保证村庄更新的成功。现在，德国的乡村更新项目已经具备了体制上的保证，既有法律法规，规范化的程序，也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中国企业报》：中国和德国都面临转型，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和认清对方的定位，那么，转型中的中国能够从德国城镇化中吸取到哪些宝贵的经验来减轻成长中的阵痛？

    叶齐茂：德国多年以来执行土地整理和村庄更新的经验证明：对农田的重新组织和整理，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40％；巴伐利亚州政府对20年以来进行过和没有进行村庄更新的765个乡村社区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发现，从税收增长、人口增长、住宅增长和农业生产增长方面讲，在进行了村庄更新的村庄中，2000人以下的村庄整体质量增长了15％，而6000人以上的村庄整体质量增长了10％；同样数目的政府投资，投入土地整理和村庄更新的产出高于其它公共投资的7倍，对土地整理和村庄更新的每100万欧元的公共投入，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创造127个就业岗位和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公共投资的62％再返回到政府财政中来。我这个简单的例子，是想说明的是，我们的城镇化规划需要有调研，有数据支撑，要借他山之石，方能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