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国家在殖民地消化矛盾，我国只能靠农村解决问题　　城市化过程就是资源和资本集聚的过程，需要消耗巨大的资源，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种资源消耗和成本支付，在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殖民地扩张来消化的。他们掠夺殖民地资源、向殖民地转移过剩劳动力和贩卖奴隶，把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大都转嫁了出去。300多年前，北美大约有1亿印第安人，但是欧洲人到来以后，在这里大规模地开拓疆土，大规模地掠夺资源，在美国的印第安人现在仅剩40多万。他们的剩余劳动力也通过向殖民地输出得到了很好的消化。300多年的殖民化，欧洲大陆共移出四分之一的人口，资源环境空前宽松。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内敛的民族，我们没有殖民地，我们不可能通过大量掠夺资源而获得财富积累，也不能通过殖民扩张而输出剩余劳动力，更不能通过贩卖奴隶而获得低成本的劳力。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只能通过价格“剪刀差”、低成本的农民工、低廉的土地价格等方式在“三农”中消解。这是历史的宿命，一部分人想违背常规的尽快过上好日子，就必然要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是通过矛盾外化的方式渐次推进，中国走的是一条通过矛盾内化的方式快速推进的路子，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当然更为艰巨和复杂。　　2.西方国家农村人口总量少，中国农村人口总量多　　西方国家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可利用空间大，容易谋生。美国和加拿大的国土面积与中国相当，但是它们的人口数量分别是3.1亿多和0.3亿多，分别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和四十分之一。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超过13.7亿人，据权威部门预测，我国人口峰值可能出现于2050年前后，届时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就算到时候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率水平，我国还有将近约5亿人口留在农村，这个数字恰好相当于我们建国时的全国总人口。我们努力了一百年，农民的数量不降反升。因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决定了我国农村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的、西方式的规模经营，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作用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发挥作用。更无法实现西方式的高城市化率，国家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拥有一定的村庄保有量，不然，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饭碗端在谁手里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3.西方国家循序渐进，而我国则以大跃进的形式推进　　西方国家城市化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过渡。我国的城市化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从17.9%一路高歌猛进推高到约53%的水平，差不多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激增，这是典型的超常规大跃进。这种大跃进明显透露出军事化思维的影子。一些基层干部由于长期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在思维方式上没有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导致行为方式还带有较深的革命痕迹，他们用摧枯拉朽的阵势，整齐划一的模式，疾风暴雨的方式，推进城市化进程，这种行为方式容易让城市化发展脱离实际，违反城乡格局的自然演替规律，埋下的隐患、带来的后果将难以预测。千万只脚都踩在油门上，急需一只踩刹车的脚。　　4.西方城市长期孕育出一个稳定的构架，而快速崛起的中国城市要形成这种稳定的支撑架构，还需要假以时日　　西方国家的城市经过几百年的长期发展，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基本构架，这个构架有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上是宗教信仰这一根轴，横向上是各类社会组织这一张网。西方国家利用宗教信仰让社会群体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西方国家大多数人都有宗教信仰，而一份1996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只有4.9%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再加上改革开放前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搞得人心散乱，凝聚力亟待提高。社会组织是沟通政府和群众的桥梁，也是提供社会化服务的主要载体，它是城市稳定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城市管理的主要抓手。西方国家有着系统而完备的社会组织体系，构成了强大的社会服务系统，这些社会组织为西方国家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2006年的统计表明，每万人的社会组织数量是：美国52个，法国110个，阿根廷25个，而中国只有2.5个，差距十分明显。因此，健全和加快现代社会组织建设，提高服务社会能力，势在必行。　　5.西方国家人口正在回流农村，而我国人口正在流入城市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开始向乡村和中小城镇回流。有越来越多的人工作在城市，生活在乡村。德国有40％多的人口生活在乡村，英国是28.9％，美国是22％、日本20％以上，英国在上届奥运会期间的一份调查表明，回流群体大多在25—40岁之间，是主要的劳动力，且回流多发生在近十几年里。我国目前正呈现相反态势，农村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消费，正在大量涌入城市，仅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就已经达到了2.6亿多。世界上所有的贫民窟都在城市，而不是乡村；世界上最舒适的住宅都在乡村，而不在城市。在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份清醒，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城市病终究会让一些人返朴归真，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乡村同样需要建设，城乡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谁也无法取代谁。尤其吸引世人眼球的是“到庄园去”已成为西方外交的最高礼遇，位于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曾是二战末盟国奠定联合国的地方，在橡树园以北100公里处的戴维营，1959年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曾在这里恳谈过3天。1970年卡特在此斡旋埃及和以色列冲突。1980年代末，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曾在戴维营玩执马蹄铁游戏。小布什任总统期间常把外国政要带回老家农场吃烤肉。2001年1月，小布什邀请普京到自己故乡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农场会谈。普京后来在莫斯科郊外的私人庄园招待小布什。2002年10月，小布什曾邀江泽民到克劳福德农场会晤。2013年6月初，奥巴马在距洛杉矶不到200公里的安纳伯格庄园接待习近平。“庄园外交”正以更个性、更随意、更亲和，广受世人青睐而引领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