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银发、温文儒雅，南方日报记者面前的全球城市规划界泰斗刘太格先生，显得平易近人、神采奕奕。

　　城镇化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之一，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远在新加坡的刘太格十分关心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也直言不讳。　　刘太格说，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喜欢做形象工程，但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把此类形象工程囊括在内，多数是将其摆错了位置。“不客气地讲，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就是一座建筑的 杂货店 。我们应该把城市布局完善，再有选择地做少数亮点的工程，而其它多数的建筑应该做成背景式的建筑”。　　在刘太格眼里，交通规划不合理也是许多城市的通病。他说，现在很多城市都流行建高架桥，这并不是一个好东西，相反，高架桥过多其实是城市规划不十分科学的印证，因为没有规划好，才需要这么多的高架桥。　　如何从制度上来引导，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刘太格认为，在规划层面，首先应编制出主要城市群发展大纲，协调规划各个大城市及其辐射的中小城市（镇）的环境负载力、人口承载力、产业布局。相应的，公共资源不能过度支持大城市，国家和省级在资金配置、财税政策、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应向中小城市、城镇倾斜，提高就业能力和人口聚集力。　　文／图：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龙金光 发自新加坡　　人物名片　　刘太格曾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1979年－1989年），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1989年－1992年），期间完成了新加坡概念图的调整方案，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他也是全球城市规划界的泰斗。在中国，刘太格是佛山市、珠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等地的规划顾问，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施规划评审委员会主席，都江堰地震灾后重建规划方案评审委员会主席。　　谈城市规划　　高密度城市也可以交通顺畅　　在任何一个城市拿一块地，如果找欧美人士来看，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环境，因为他们没有快速发展的压力。而如果是亚洲人，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润，怎样尽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　　南方日报：中国有很多人到新加坡学习城市规划和管理经验，在你看来，新加坡有哪些做法值得参考？　　刘太格：以规划为例，新加坡政府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把规划做得很细，甚至对每个地块的红线、容积率等等进行高度控制。这种做法和西方、中国都不同。　　按照西方的理念，政府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把地块规划做得这么细，就是不民主。在西方，每个项目都要协商立场，他们甚至根本不同意要有规划。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曾在上任时取消了所有的规划，当然现在又恢复了，因为他们发现，没有规划就没有办法控制环境、没有办法将城市梳理得比较协调和高效率。　　我做过一个比喻，在任何一个城市拿一块地，如果找欧美人士来看，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环境，因为他们没有快速发展的压力。而如果是亚洲人，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润，怎样尽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新加坡是亚洲城市，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但新加坡又有所不同，规划师把规划做得很细，尽量不留争议的余地。但一个规划局怎么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想那么细？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新加坡的做法是每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每个项目在报批的时候都可以提出规划方案的调整，不过能否调整不是一个人决定的，而是要通过一个委员会来决定。　　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它是从1974年开始建，一直到现在还有新的建筑在建设。除非这个建筑是高水平的、重要的、付得起地价的，否则不能进入，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发展的速度？答案是不会，因为做全市规划时，规划有几十个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这边进不来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我们保持中央商务区的高档次，档次不高的要到其它地方去——这也保证了发展的速度。这说明一些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做到了：初期的快速发展，和长期的系统化发展。我们有了方案之后更是严格控制执行的，而且速度一点不放慢，其中的关键是做成一个好的规划。　　南方日报：在你看来，相比亚洲的其他国家，新加坡规划方面还有哪些不同之处？　　刘太格：新加坡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花园城市，其实花园城市是成本很低的形象工程，种树比盖房便宜很多嘛。我经常跟他们补充一句话，我们这里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花园城市，主要是我们只种树和草，种花是成本很高的，要是再加上亭台楼阁、假山等，成本就更高了。　　来过新加坡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交通很顺畅，给人的启示是一个高密度的城市同样是可以把交通搞好的。　　另外，我们对整个市容的规划和设计的要求做得比较精细。不过，不要为了精细而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整个城市宏观的理念要抓准，如果这个宏观的理念没有抓准，你做得再精细，也不可能把事情做好。中国有句话说，要胆大心细，谋定而后动。我过去当局长的时候，我做方案的期限是一百年，因为在新加坡，地方非常小，一定要做一个远期的方案。